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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人来说，“新世纪”曾经是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美好未来。白驹过隙，时至今日未来变为现实已经二十年了，五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光足以检验我们关于新世纪的梦想实现了多少。17K小说网上有一部名为《美好的新世纪》（作者海军爱嘟嘟）的小说，网站关于作品内容介绍的导语这样写道：“一切都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爱情是美好的，工作是美好的，只要你的心里是美好的，那一切都是美好的！” 这部作品2018年开始连载，是借人物的回忆讲述进入新世纪前后的经历。颇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第一章名为《微信》，讲述一个叫潘新的企业经理的微信群里突然热闹起来了，曾经的同学们发的消息使他记起了过去的生活。我们注意到这部小说引出故事的媒介是微信，这个诞生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可在移动终端上运行的网络聊天程序，如今几乎成了人的数字身份标记和人际之间赖以交流的必备工具——数字媒介，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依然可以帮助人类打捞沉潜的记忆，就如同人脑的记忆细胞和书籍、报纸、电视这些传统媒介一样。

　　我们已经知道“白日梦”想象是网络小说阅读吸引力的重要来源，借助对人物形象的代入感，读者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完成的梦想可以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得到实现，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弥补人生的缺憾。网络文学在中国崛起和发展的时间，恰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前后十年，当它们像《美好的新世纪》那样描绘和定义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时，正与社会大众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期待契合在一起，二者是一种广义上的同构关系。因此，从这一角度说，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网络文艺与社会叙事关系极为密切，成为观察社会情绪和风尚潮流的晴雨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启了新时期的历史阶段，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就开始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进程转换，而“富起来”的标志是兜里有钱消费能力提升，这直接促成了消费社会的形成——将记忆、情感和想象用文字的方式审美化和具象化的文学，被推到了商场的入口处。假如我们承认人类生活本身对文学至关重要的限制性作用，那么这一变化就非常重要——消费观念对传统价值的消解，曾经“白纸黑字”的文学就像点燃后的烟花，开始出现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变化。这种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即已惊起社会的嗟叹，但与新世纪以来以网络普及为主要特征的媒介变革所带来的文学创作、生产和传播中的变化相比，不过是魔幻舞台上大幕刚刚揭开的一角。

　　我们有必要通过回顾中国互联网的历史，观察网络如何从媒介工具变成我们生存的文化环境和重新塑造文学的力量。世纪之交，电脑“千年虫”曾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世纪末的钟声敲响之际，很多人都怀着奇怪的激动心情等着大事发生，但这个电脑软件中的BUG所引起的危害并没有预想中的那样大——这固然得益于程序自身的稳定性，更主要的是，在新世纪到来前的1999年，中国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只有146万台，其中专线万台是拨号上网，中国网民总数只有400万，互联网作为媒介载体还主要停留在工具用途上，远未达到以文化主体的身份改变社会环境的程度，互联网上的事件尚不足以对全社会造成实质性影响。2000年，基于2G移动技术的WAP无线网络协议开始推广，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业务全面铺开。移动互联网依靠这一简单应用徘徊了十年，2009年，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发放3G牌照，开启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新纪元；十年后，5G开始进入社会应用，网络的新时代来临了。截止到2020年3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4.5%，网民总数9.04亿，网络伴随智能手机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而且重建了生存环境，上网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变成了人的生理需求，甚至成了随时在呼吸但却感受不到的空气一样的必须品。我们已经很难脱离网络而生存，网络创造了平行于现实的“第二现实世界”，上网不仅是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的行为，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和人在网络上的活动过程已然被精神化，网络已经开始重新定义人和社会生活。

　　网络的媒介功能强化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论断：存在即信息，媒介即信息，所以媒介即存在。“没有媒介生成的存在境域，文学其他要素无法形成圆融一体的存在性关系，文学也难以成为显现存在意义之所。”（单小曦《媒介与文学》）进入新世纪，网络凸显了媒介作为文学存在的特殊功能。我们不必要过分纠结于“存在”的哲学意义，而似乎可以望文生义地借用一下“存在”的字面意思，即文学始终要通过媒介来生成和存在，没有媒介之物，文学就不知所在。媒介作为文学的存在形式不是从网络时代开始的，文学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必须通过媒介得以产生和持存，给文本式样和写作方式贴上“艺术”的金色标签不过是后世理论化的结果，实际上它们只是因为不同的媒介载体才成为那个样子：同一个神话和民间传说出现多种版本，是因为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口语讲述是无法被固定下来的，所以朱光潜说，民间歌谣都活在口头上，搜集整理印出来就等于替它“钉棺材盖”（《诗论》）。把文字镌写在龟甲、青铜、竹帛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长篇小说的，凭借原始工具在小小的龟壳上费力刻写完《红楼梦》是不现实的，所以甲骨卜辞上的词句只能是那种式样。现在我们看到的长篇小说为何是这种形式？很多研究者都将之归于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提升了，所以小说的容量变大了。这固然不错，但直观上看，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印刷术发展之后实体书的容量变大了，物理局限与修辞技巧共同创造出特殊的文体形式，连带着影响到内部结构和吸引读者、促进作品流动的表达方式，从而发展出系统性的文学法则。网络文学篇幅超长，不让故事结束以维持粉丝粘性固然是主因，但没有重量、容量无限的数字化网络载体空间才使之成为可能，媒介对篇幅的突然放量也势必导致建立新的叙事规范，例证之一是客观现实世界有限的逻辑已经无法填充漫无边际的网络空间，文学只能借助对异世界、异时空和异能的想象来加以填充。

　　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化，网络的平权效应将会导致传统精英文学丧失赖以独占的媒体资源优势，就读者数量而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关于谁是主流的问题在第二个十年结束之际已经毫无争议。更重要的是，网络文学的读者并非都是从传统文学中抢夺而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大众中吸引来——这些读者在不读网络小说之前也并不一定有读文学期刊的习惯，是文学读者中的绝对增量。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受制于已经内化为集体无意识的民族传统审美习惯，尽管社会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但随着作家和读者的代际更迭，延续传统通俗文学脉络的大众文学会受到更多关注，通俗小说与“五四”以来新文学意义上的严肃文学会在部分层面上发生融合，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人类普遍性的情感表达方式会被重新定义，这一历程已经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开启。

　　期刊曾是文学最重要的媒介载体，是观察文汐变化的风向标。在网络文学诞生前，现时的文学正是通过期刊传播到读者中的。2011年，多家媒体曾刊文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所有的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都大幅跌落，《十月》《收获》《当代》《花城》等，发行量均曾达到上百万份，《当代》甚至有过超150万份的记录，但近年来，这些杂志的发行量均已跌至10万份以下，各地的省级文学刊物更是步履维艰，省级刊物中大多数只有三五千份。”十年之后的现在，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改观，局面或许更加严峻，《201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显示，当年全国“文学、艺术类期刊663种……与上年相比，品种降低0.30%，平均期印数降低14.46%，总印数降低20.65%，总印张降低22.50%。”这还仅仅是一年之内降低的幅度，期刊的发行量或可侧证严肃文学的生存窘境。

　　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纸质媒体和书籍早已不是稀缺资源，文学期刊和严肃文学书籍销量减少与读者买得起买不起关系不大，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期刊市场变化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代表着高雅趣味和经典审美的严肃文学期刊订数减少，并不是人们不读杂志了，而是不读这一类杂志了，因为几乎是在同时，一批蓬勃兴起的通俗读物创造了媒体市场的神话，《故事会》《读者》《知音》《今古传奇》以及稍后些的《特别文摘》等都曾经引起过轰动性的文化现象；即便进入网络时代，这些刊物的读者群也比严肃文学期刊要大得多。在媒体易得的时候，假如某种刊物不能吸引读者，只有一种原因：它登载的内容不被读者喜欢。“好看”并非严肃文学的叙事目标，它抵不过娱乐年代里以之为首要标准的通俗文学作品。

　　在媒体匮乏时代，如同在方寸之内绣花，文学总是试图在有限的页面内容纳更多的内容、更持久的价值和更具经典性的审美意义，以使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语言、结构、视角和修辞上精心选择来完成典型形象的艺术化塑造，成为经典叙事最基本的艺术手法。媒介崛起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媾和在一起，每个人专注于同一媒体上的时间变少，读者对阅读（不只是文学阅读）的需求不再是对永恒意义的追寻和坚守，而是能够在紧迫的时间段内获得更多、更直接、更快捷和更爽的阅读体验，传统期刊上的长、中篇小说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但“故事会体”“知音体”“读者体”作品正符合读者的期待：篇幅短小、故事有趣、论说直接、道理浅显。新世纪以来，严肃文学中的短篇小说进一步变短，“小小说”“微型小说”“闪小说”等在纸刊和网络上的流行正是文学对媒介变化的自适应。

　　在内容、主题和表现手法上，媒介也冲击着新文学的坚固审美堡垒。这是一个不易直接观察到的隐微改变，但并非无迹可寻，一个例证是类型化写作大行其道并登上过去只有严肃文学才能荣进的大雅之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谈到他们为何发表类型小说时说：“类型文学已经被遮蔽了好多年了。现在提到武侠大家都只想到老一辈的金庸、古龙、梁羽生。但当下的武侠题材里面还是有高水准的作品存在，它们的艺术成熟度不亚于其他纯文学。”此外，严肃文学被大众读者疏远，其内因还与它的表现方式并不完全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有关，有学者论及，“传奇”文体传统经过创造性转化后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得到延续（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这恰是伴随媒介兴起后的大众叙事勃兴的象征，这一趋势是与大众审美的复兴潮流相一致的。

　　在古典文学传统中，规则繁多、结体谨严的格律诗赋、对联、回文诗、藏头诗等皆是特殊写作工艺的产物，其实这种形式上的选择并不是表现主题所必须的，它更可能是借助传播方式（押韵、对仗等为了方便记忆）实现的对写作技能的游戏式炫耀，它自身的形式意义来自于赏读者自我的建构，且更加消解了主题意义以使读者更专注于形式。这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装置艺术作品极为相似（可见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早有呼应），它们通过刻意的形式来显示其是艺术品的身份，而这种形式带有明显的“去人性化”趋向（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的去人性化》）。现实主义作为传统，正是以自然而然的、与日常讲述相似的写法达到彰显或批判人性的目的，这是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叙事的基本方法。进入新时期，更具艺术感的文体意识出现在朦胧诗和先锋小说中，写作的“制作性”显著增强。

　　在网络文学中，新世纪前五年商业化之前的网文仍然是自发写作、激情写作的产物，而阅读收费制度建立后的网文走上自觉写作之路后，在商业机制的作用下发展出一整套“制作工艺”以确立自身适合大众阅读的形象。例如，“小白文”成为网络文学的基本法，从审美上就排斥了严肃文学的表达方式，而通过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和大量使用网络用语等语言方式消除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在一些虚实结合的作品中，现实中的人物因为车祸、撞击、生病等意外事件突然失去意识，然后就实现了时空穿越和重生，这种情节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可言，而是为了达到新奇的效果进行的文本制作；将长篇故事化整为零，每一个章节字数大致相同且都有相对独立的情节并出现小高潮，足以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阅读快感，作者宁肯牺牲结构的整体性也要进行这种技术操作。此外，作为类型作品重要特征的模式化写作，通过在不同的叙事模式中替换不同的时空地域、人物角色等要素产生新的作品，它利用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有耕耘才有收获、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等读者熟悉的人物命运和情感逻辑原理，更是充满制作的意味。

　　媒介融合对文学的改变还体现在与其他文本形态之间的互文关系上。在严肃文学中，一部作品因为复杂的艺术手法和多义性的主题以致无法用影视、舞台剧等其他艺术形式展现，那么它就被认为有很高的艺术性，例如意识流小说。但在网络时代，这一观念正在发生翻转，将文字转变为影像是一种荣耀。严肃文学中的场面性描写增加，画面感增强，意味着电视普及以来影像审美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在文学中起效；在网络文学中，可向影视、游戏、动漫等转化的IP潜质和业绩更成为评价网文作品的核心指标之一。在新媒介时代，文学作品不再是一个浑然一体、难以分解和解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品，而成为可以被不同艺术技巧重新结构、适应不同传播格式和受众审美偏好的超文本。尽管不同文本形态之间的转换是一个艺术化的再造过程，但超文本与由其分化出来的子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是以产品开发的形式出现的，这使一部文学作品变成了文化工业制作链条上的起点，而非作家艺术创作的终极成果。在世俗生活中，文学作品与其他消费性文化产品之间的鸿沟正在被填平；当我们谈论一部小说时，我们可能正在谈论它是一本书，是一部影视剧的底稿，或者一位流量明星出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不是作为文学的小说本身。从创作到制作的转化，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艺术活动属性的重大改变。

　　麦克卢汉说：“一切媒介对我们的影响都是完全彻底的。媒介影响的穿透力极强，无所不在，在个人、政治、经济、审美、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影响，我们的一切方面无不被触及、被影响、被改变”，他又说“社会是由人所传播所用的媒介形塑的，而不是由传播的内容形塑的，古今皆然。”（《媒介即按摩》），只有依赖媒介才能存在的文学必然不能逃脱被“形塑”的命运。当新世纪的曙光变为朝阳，数字化、交互式的互联网取代纸媒和单向的低级电子终端而崛起为主要的媒介载体，由上世纪信息的传输者身份发展为新世纪以来的语境提供者，全面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媒介的崛起既使文学面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挑战，也为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在今天，轰轰烈烈的媒介革命如火如荼，伴随AI时代的来临，文学的无限可能性变得更加变幻莫测，前二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本世纪必将是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