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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市为单位的中考决定了学生在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之后能否继续就读高中，以及就读什么样的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技术高中）。全国性的高考决定了学生最终将进入什么样的学院或大学（学术型还是职业技术型，“211”还是非“211”高校），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鉴于这两场考试事关重大，家长们认为就读合适的初中极其重要，因为这是学生准备中考的阶段，而中考之后则是学生准备高考的阶段。争取进入一所好名声的学校不只是执迷于社会地位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出于实际考量——确保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及（对一部分人而言）确保孩子能有一定的生活质量。既然所有学生都参加同样的标准化入学考试，那么那些过度依赖复习课、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却又没有高升学率的学校便不受青睐。相比之下，在声誉好的学校，有能力的老师会用聪明的方法缓和学习强度。

　　在昆明，我结识的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孩子能上云南大学附属初中，该校的高中升学率每年都排名第一。这所初中声誉极佳，以至于人们常开玩笑说，云南大学才是这所初中的附属学校。作为一所民办学校，它向非大学教职工家庭每年收取7000元人民币，三年下来的教育费用共21000元。该校的入学选拔考试由语文和数学两个科目组成。根据《义务教育法》，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儿童都有权接受免费教育，在所在地的学校免试入学。但昆明的许多家长愿意“择校”，即在指定片区外找学校上。虽然21000元对普通的双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家长们都争着把孩子送进云大附中。我结识的一个家庭决定不把女儿送去这所学校（尽管她被录取了），原因是每天的通勤时间太长。他们最后对这个决定颇为后悔，因为女儿如今淹没在海量的作业中，而且通过云大附中的入学选拔考试也实属不易。

　　当试制度植根于唐朝开始的帝国官员选拔制度——科举。这是一种全帝国范围内实行的标准化、择优录取的政府官员选拔机制。没有什么比金榜题名、晋升士绅阶层更荣耀的事了。参加科举的考生必须背下四十多万字的内容才能掌握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诸门课程，同时他们也会求助神灵并使用占卜手段来应对压力（艾尔曼［Benjamin Elman］ 1991）（2000）。时至今日，诉诸迷信依然常见，足以体现标准化考试带来的焦虑和不确定：父母会在当地寺庙敬神，还会用“聪”和“算”的同音字食材（即葱和蒜）做饭。同时，学生会避免摄入任何不吉利同音字的食物或饮品，他们甚至会避免理发，以免“从头开始”。我认识的一个女生还会穿红内衣来求好运，这是她妈妈的主意。

　　高考出了名的折磨人，它是一种将学生推向人类忍耐极限的制度（任柯安 2011）。中考同样会带来焦虑，因为不同于高考（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多次参加高考，直到考出满意的分数），学生只能参加一次中考。以2007年为例，中考一共包含六个科目：语文、物理、数学、政治/思想品德、英语和化学。总分是660分，根据预测，昆明重点高中的分数线分左右。参加考试后，考生需要在不知道自己分数的情况下，根据模拟测试的结果和往年各高中的分数线（分数线每年都会按照报考总人数和整体成绩的不同发生变化）进行估分，填报志愿。因此，入学考试都包含填报志愿这一额外工作，它需要有权衡各种因素和预测结果的能力。理想状态下，填报的志愿应与模拟考成绩相匹配，因为那些你可能考得上但在志愿中排名靠后的学校，可能不会接收你。

　　支持择校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亟须的市场机制，能让筹资渠道多样化，公众和个人皆从中受益。他们认为，择校现象只不过反映了大众对优质学校教育的渴望，这种渴望通过市场体制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得到满足，同时也弥补了国家资金的不足（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2005）。择校的批评者则指出，择校违反了教育公平原则，加剧了学校之间既存的差距，助长了腐败，还给民众带来了过重的经济负担（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2005；杨东平［2004］2006）。由于往往需要支付择校费才能把孩子送进理想的学校，家庭因而倍感压力，不得不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由于入学考试成绩与要不要支付数万元额外费用直接相关，学生因而心理压力倍增，必须刻苦学习。由于评估学校和老师根据的是学生的升学率，提供教育因而变成了狭隘的“应试教育”。

　　放眼全球，焦虑是中产的内在组成部分，一代代人都必须通过教育成就来确保中产身份地位（克雷默-萨德利克［Tamar Kremer-Sadlik］和古铁雷斯［Kris Gutirrez］ 2013）。和美国中产阶级母亲一样（尽管课堂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中产母亲也积极干预和学校有关的不利状况（拉鲁 2011）。在中国，考进好学校的热潮也与艾利森皮尤在加州湾区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中发现的“铺路消费”（Pathway Consumption）相类似。“铺路消费”是为了创造那些能塑造人生轨迹的机会，以及确保“舒适”的学习环境（2009）。因此，从比较视角来看，中国中产父母的强烈焦虑并不是完全独有的现象。全球经济鼓励个体“将自己视为可资管理和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组合”（安德训 2013），并期望个体和家庭能吸收系统性矛盾的“冲击”（15）。各国的就业市场十分不稳定，毕业生失业的阴影笼罩着许多国家。通过对教育投入金钱和精力来投资人力资本的做法虽然不能保证回报，但至少是中产家庭掌控之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