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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深秋 10 月，上戈五区的区部第二次遭到土匪和还乡团的残酷袭击，几乎被全歼，损失惨重。父亲向县政府请示后，决定亲自带领人马前往上戈五区重建区部。当时形势极其严峻，家中又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母亲心中满是担忧，不希望父亲涉险。但 28 岁的父亲正值血气方刚，他坚定地对母亲说：“我从入党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谁没有父母老少、妻子儿女？怕死我就不当！” 母亲深知父亲对信仰的坚定，虽心中不舍，却也只能默默为他准备行装。父亲临行前，又叮嘱母亲：“你也是党员，记住，要依靠组织，要坚强，也要照顾好两个孩子，我会回来的。” 他走到床前，看着熟睡的两个孩子，眼中满是慈爱与不舍，随后便带人骑马出发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送别竟成了父母的永别。

　　父亲牺牲后，党组织为了保护母亲和孩子，一直瞒着她这个噩耗。当时洛宁县处于拉锯式斗争中，父亲音信全无，过后，县政府也暂时转移上山。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说中央军打回来了，已经占领洛阳城，宜阳局势混乱，土匪即将卷土重来。母亲带着两个一两岁的孩子住在地下党员张廷训家，二区长多次前来探望，送来米面，并通知母亲敌人可能会回来，让她带着孩子们和他们一起上山。当母亲询问父亲的消息时，他们总是推说路不通、消息不准，还说人员分成东西两部分，隐瞒父亲牺牲的事实。看着年幼的孩子，他们担心母亲上山会遭遇危险，二区长对母亲说：“老孟，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两个孩子。” 母亲心中焦急万分，却始终得不到父亲的真实消息。

　　农历 11 月的天气异常寒冷，冰冷的河水刺骨透寒，黑沉沉的冬夜寂静无人。张廷训的爱人将母亲送到河边，母亲又冷又怕，浑身直打哆嗦，但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点找到党组织，快点打听到尚信的消息！她毅然走进河中，渐渐地河水越来越深，快到河中间时，已齐胸深，脚下满是石子，她的脚踩上一块大石块，差点滑倒，那一瞬间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淹死就随尚信去算了！然而，一个波浪打来，将她浇醒，她立刻清醒过来：“不！我不能死，我是一个党员，尚信行前对我说过，要我照顾好一双幼小的儿女！如果尚信真的牺牲了，我也去了，两个孩子该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母亲定下心来，奋力在水中挣扎。快淌到河对岸时，她冷得浑身哆嗦，牙齿咬得咯咯响。上岸后，她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幸好一个寨上的老乡路过河边，将她救起，带到寨上卫女家。卫女和农会的干部都已上山，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母亲找了几家群众，大家都不忍心告诉她父亲牺牲的真相，只是热情地款待和安慰她。在寨上停留两天后，母亲一无所获，只好趁天黑淌河回去。过河时，她一阵眩晕，便不省人事。醒来时，她已躺在张廷训家里，张廷训的妈妈在屋子里架起木炭火，给她换上干净衣服，还端来刚烧好的姜汤喂她喝下。母亲感激不已，不知说什么好，泪水止不住地流，知道是大娘一家救了她们一家三口的性命。

　　一天夜里后半夜，张廷训回来，按照组织安排，送我们母子三人走三十多里地，到一户地下党员家里。这家男人随农会上山，女人胆小怕事，住了一天就对母亲说：“你们一家住我家，可不要出啥事啊！走漏了风声，我们一家也都活不成了。” 母亲也觉得确实连累了人家，便把孩子们穿的好一点的衣服和两块新布都给了她们，还帮助她洗衣、做饭。有一次敌人来搜查，威胁道：“看看谁家里有老八路王尚信的家人，如知情不报，就杀！” 母亲为了不连累他们，毅然带着孩子去了张廷训家。张廷训来告诉母亲洛宁斗争形势严峻，组织上已想办法先把我们送回到老家。吃过饭后，他对我母亲说：“嫂子，我给你说了，你可不要难过啊！尚信哥他已经牺牲了两个多月了，怕你太难过，一直都瞒着你！现在组织决定送你们先回老家，才把这一切告诉给你！尚信哥他死得悲壮、英烈、有骨气，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为了两个孩子，为了党的事业，你一定要坚强啊！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要紧，他们可是烈士的后代啊！” 还没等张廷训说完，母亲就眩晕过去，她没有眼泪，不说话，仿佛失去了思想。大家急忙安慰、喊叫，喂她喝了点水，她的脑子才稍微清醒一点，父亲生前的生活影像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大娘在一旁看着母亲，心疼地说：“孩子，你真是个苦命的人哇！没有孩子他爹啦，你可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 大娘的哭声让母亲回到现实，她趴在大娘怀里，失声痛哭起来。三岁的儿子不住地喊妈叫爸，更让母亲心如刀绞，悲痛到了极点，她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

　　1948 年春天的一个夜里，党组织派人搞来一张通行护照，帮我们打点好行李，张廷训雇来一辆两匹马拉的胶皮大车，后半夜送我们去洛阳。我们简单化了妆，反穿衣服，脸上抹些碳黑，放好东西，告别了乡亲，趁着黑夜出发。一路上，我们过关卡、住旅店，到韩城时，土匪追了过来，母亲把我们两个小孩藏到旅店床下，枪声响起，整整响了半夜，子弹把房上的瓦都掀掉了。早上上路，又遭到土匪的阻击，赶车师傅抽着鞭子狠劲打骡子，车飞也似的跑起来，母亲把带的东西都陆续扔下去，土匪才没有追上。走了两天半时间，我们才到洛阳城外，从西宫进洛阳城要过七道关卡，都要看护照、搜查、盘问，好在组织安排周密，我们顺利过完了关卡，一家人风尘仆仆，总算保住了生命，这是最重要的。父亲的大哥在洛阳做生意，我们先到他那里暂时住下。毕竟他是父亲的亲大哥，收留了我们。总算是见到了老家的亲人，父亲牺牲了，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先看情况，再慢慢转回老家。

　　回到老家后，我们住在外婆家。不久，西北局派王国来家联系，听说父亲牺牲，他十分悲伤，当即把父母在边区和西北局的工作情况写信介绍给当地政府，让政府给母亲安排工作，并留下通讯地址，对我们安慰一番后，便随部队出发了。母亲拿着王国写的介绍信到县政府找到袁春芳政委，政委看后说：“前方还在打仗，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各方面工作都还不稳定，你先回家照顾好烈士的后代，咬紧牙关渡过这段艰难时光，等全国都解放了，就给你安排工作。” 母亲说：“我是一个员，在战争年代，什么苦没吃过，现在尚信牺牲了，我更应该多做些革命工作，孩子我会安排好的。” 但无论母亲怎么说，袁政委都坚持以后再安排工作。母亲无奈，只好再去找徐宝森县长，可当时局势不安定，找人很难，母亲到县里几次都没有找到。

　　1949 年春天，郝步荣到我家联系工作，才知道父亲牺牲的消息，他竭力安慰母亲，自己却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友而惋惜。 1949 年 10 月，郝步荣从中央西北局带回了郝步荣、李静怡、孟宇彩、陈明玺四个人的党组织关系，他写信让母亲去取。母亲坐火车去开封（当时省政府在开封），先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找到郝步荣，又一起到省政府找到吴芝圃省长。吴省长让人查后说，母亲和陈明玺的党组织关系已于昨天分别寄到巩县和洛宁县了，让母亲回去等。母亲又提出到洛宁县上戈父亲牺牲的地方看看，把父亲的尸骨带回家，吴省长让人开了路证交给母亲。回到家后，母亲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收到组织关系，她又到县组织部找到李万隆询问，还是没有收到，她又到荥阳专署查了几次，都没有找到。最后母亲又去找到郝步荣，两人一同到省委，也没找到人，母亲只好把此事托付给郝步荣，让他帮忙到省委查清楚。全国刚解放，许多事都没有走上正轨，郝步荣来信说，信的原件还保管着，省里确实寄到县里了，寄往洛宁县陈明玺的组织关系一直到 1956 年才查到，而母亲的组织关系却一直石沉大海。

　　父亲牺牲，母亲的组织关系丢失，这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但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想到他们是烈士的后代，为了抚养他们成人，母亲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由于长期和组织失去联系，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坚强的生活下来。母亲不甘父亲的尸骨流落他乡，1949 年底，她带着路证和父亲的一个侄子一起到洛宁县上戈五区父亲牺牲的地方去找他的尸骨。带路的老大爷在父亲牺牲的一个小山坡根上挖出几根烧焦的黑骨头，说是王区长的尸骨，是他们捡拾起来，掩埋在这里的。大爷说：“王区长可是个好人啊，他是为俺山里人死的，俺永远忘不了他对俺们山里人的好！” 当时洛宁县刚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但区部和县政府都给我们老家写了信，强调一定要开追悼会。返回到巩县后由于种种原因未开成追悼会，就把父亲埋葬了。母亲在老家分到七亩地，实在太做难了，一个女耕种收打，样样都要干，还要照顾好两个孩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偏巧那时正赶上宣传新婚姻法的浪潮。外婆家人见母亲处境艰难，频频催逼她嫁给一个从山西逃难回村的单身汉。母亲心里清楚，为了养育烈士后代，为了今后的生活，她只好接受了家里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