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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传播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在特定历史纵深逻辑和历时性的经验逻辑下展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并从格局重构、机制创新、效能提升等方面作了更为系统且明确的要求。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国际传播工作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战略指向是什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进入了哪个新阶段、产生了哪些新问题、遮蔽了哪类旧问题，更具基础性的理论路径应该是什么？这些看似被讨论已久但却并无明确答案的基础性问题，是下一步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需要跳出深度“媒体中心主义”的窠臼，并在现代化中国追寻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定位中寻找当下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逻辑。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

　　吴飞：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进入了一个全面开花的阶段，中央的高度重视，以及之前不尽如人意的传播效果，使得国家决定加大国际传播建设力度。目前，几乎每个省市都成立了国际传播中心，旨在利用全社会全组织的力量来重构国际传播布局，加大国际传播实务投入，以增强国际传播实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全线出击，没有硬路标，只有硬任务，缺少重点突破口，为的是在全方位摸索中，从全社会的参与中寻找到新的可能性。理论上，需要认清人类文明演进的方向，从文明的视角重构自主创新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中的不足和缺少方向感的问题，研究探索全球共通的国际传播格局，在撕裂和动荡的世界中寻求人类共在以及人机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汤景泰：中国的国际传播正从“走出去”的初期阶段进入到深化与整合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国际传播体系处于持续优化之中，内容和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网络，多元的传播主体更充分地展示了中国社会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第二，国际话语权持续强化，在国际舆论场中不仅被动回应外界设置的议题，还更为积极地推动中国话语与叙事，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趋势明显，开始探索既符合自身文化传统又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第三，技术驱动与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越来越多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增强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并且在加速整合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资源，借助其影响力扩大国际传播的覆盖面。

　　刘国强：不太容易划分出分界点清晰的阶段，似乎也很难用一个明确的概念来定义当前中国国际传播所处的阶段。总体上看，中国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一个更为自觉主动、更为广泛深入、更为系统化的进程，其主要特征有：一是体现非常明确的国家意志，有很强的政策引导性，作为国家战略正在得到有力实施；二是紧密贴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更加突出了国际传播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的目标使命；三是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国际传播话语表述、机构建制、平台渠道等重要维度都体现出系统化特征；四是随着全球交往的深入和全球社交媒体的兴起，国际传播大大溢出了其自觉和自主边界，渗透到全球交往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如体育、娱乐等领域在强化国家认同、提升国家形象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际传播主体和方式也更加多元。

　　刘国强：这正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所需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协调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处理好宣传与传播、效力与价值、对立斗争与交流合作等关系；其次，有效配置国际传播资源，需要落实系统思维原则，协调政府部门、组织机构、媒体企业等多种主体关系，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的管理运行机制；最后，在被宽泛定义的国际传播事业中，需要调动各种主体参与国际传播的自觉意识，发挥不同主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这需要提升社会民众的国际传播素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但很难被完全统一规划和管理。这也是国际传播效力评价软性的一面，它不是仅仅依靠资源分配和管理调度就可以做到的，因此，还要注意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润物细无声的一面。

　　汤景泰：第一，制定清晰的国家级战略规划。国家层面应制定明确的国际传播战略，涵盖短期和长期目标。通过统一的战略规划，各个部门、行业和机构可以在共同目标下进行协调，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第二，完善政策引导与协调机制。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各部门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与职责，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以提升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同时，可以设立专门的国际传播指导委员会或类似机构，负责监督和协调各项传播工作，避免资源浪费和职责重叠；第三，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国际传播资源共享平台，包括数据库、案例库、技术支持系统等，实现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为不同主体提供信息交流与合作的基础；第四，优化资本投资方向。根据国际传播战略需求合理配置资本，重点投资于具有长远影响力和较高传播价值的项目。例如，优先投资文化软实力建设、数字化传播技术开发、社交媒体平台拓展等领域；第五，加大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游戏等方面；第六，优化人才培养，特别是在跨文化交流、数字媒体技术、数据分析等领域，构建专业化的国际传播团队;第七，实施创新驱动。避免路径依赖，需鼓励创新和灵活应变，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定期评估和调整传播策略，探索新的传播方式和渠道。

　　郭金月：当前，我国多主体、立体式大外宣格局已初步形成。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国际传播工作迎来了大发展时期。有效配置各类传播资源，使之形成更大合力、发挥最大效用，需要统分结合，把握好统与分的平衡。一方面，继续发挥我国“统”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我们党集中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方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中央厨房”做好“菜单设计”和“原料供给”，包括制定国际传播总体规划和协调分工，提供核心要素和关键信息等；另一方面，更好发挥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鼓励有关地区、部门、单位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开展灵活多样、各具特色的国际传播活动。要以工作效果为最高评判标准，但在考核、评估等方面要采取差异化方式，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避免一拥而上和一哄而散等急功近利的做法。

　　汤景泰：价值驱动力薄弱是当下中国国际传播最核心的问题。国际传播的本质不仅在于传递信息，更在于传播背后的价值观。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决定了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影响力。如果价值驱动力不足，就难以有效地向世界传达中国的核心理念和立场，进而难以塑造一个被广泛认同和尊重的国际形象。西方国家通过长期的价值观传播，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影响力和认同感。相比之下，中国在推广价值观（如和谐、共同发展、共赢合作等）方面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这直接削弱了国际传播的效果。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未有效回答这个问题，原因在于：首先，价值观的全球推广和认同，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播，而中国当前的驱动力还不足；其次，由于文化差异，许多中国的价值观念在传播到其他文化背景中时，有时会产生落差，甚至被误解;最后，我们的一些观念、政策还比较保守，导致国际传播理念落后，实践受限较多。

　　刘国强：最根本或最基础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国际传播为何和国际传播何为这两个问题。具体说，就是在理解国际传播的深层含义、处理国际传播的复杂关系上要有共识、有创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现状，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也需要强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担当，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实现人类和平做贡献。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但做得还不够，主要原因是理论创新意识不足，对政策概念和命题做简单化阐释，对国际局势、国际关系、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缺乏认识，过于强调短期的具体传播效果，缺乏相应理论和规范性研究方法的支撑。

　　郭金月：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走向深入，国际传播研究也应该走深走实。从传播主体角度看，国际传播研究要探索如何实现有关部门、机构和个人的有效协同，扬长避短，发挥合力；从传播客体角度看，国际传播研究要走精细化路线，根据传播对象的不同特点进行细分。例如，按一般区域国别来分，可包括对美、对欧和对非传播研究等。按与中国关系来分，可包括对友好国家、半友好国家和不友好国家传播研究等。按发展阶段来分，可包括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等；从传播方式角度看，国际传播研究要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确定长线研究和战略方向，还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实践中出现的重要和紧迫问题。

　　刘国强：既往的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家形象传播、国际舆情信息、国际媒体、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等领域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在中国与世界深度交往的时代，新的传播技术正在重构全球传播生态，全球联结的强化也使国家认同面临更加复杂的境况。国际传播研究可以从城市或地方国际传播、全球社交媒体、生态气候等全球关切问题、跨文化传播中的国族身份建构、人类文明交流等领域拓展研究议题，应避免将国际传播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倾向。我们可以将国际传播看作理解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国际交往的一种视角，但不是替代这些国际交往中的其他意义。如李子柒现象，可以从国际传播视角来理解，但它既是新媒体经济的新形态，也是体现当下现代社会生活中大众心理的文化现象。国际传播需要在以我为主与包容他者、效果导向与价值导向、讲好中国故事与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取得平衡。

　　汤景泰：中国与世界深度交往给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期待。第一，在全球网络社会深入演化的大背景下，国际信息流动的新现象、新问题与新规律不断涌现，需要基于新的研究技术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第二，多层次传播理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将跨文化传播与全球传播结合起来，更深入地探讨跨文化传播理论，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传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声音；第三，在数字化和技术驱动的传播环境中，如何利用大数据和算法进行精准传播成为关键课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技术如何改变信息的传播路径、内容生成和受众接收，及其对国际传播效果的深远影响；第四，需要结合本土化与国际化路径，提升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水平，探索如何将本土化的传播实践与国际传播理论相结合，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具全球适应性的理论体系；第五，国际计算宣传、虚假信息与舆论操控的问题愈加严重，应关注其在舆论操控、信息流动、虚假信息传播等方面的影响，并探讨相应的治理机制。

　　吴飞：世界交往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专注于研究不同民族、国家与文化间的互动行为及其内在规律。该理论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并经由列宁、卢森堡等思想家的深化，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交往理论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发展和充实。陈力丹老师在这方面已经有很精致的研究了。这方面更值得一看的是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几本著作。他的《人类之网》一书就是从“交往”这一特定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的一种鸟瞰式分析。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他写道：“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而高技术、高文明地区向低技术地区的传播即其表现。”而在《欧洲史新论》中，他指出：“有文字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推动历史变化的主轮是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因为这种接触引起双方重新思考，甚或在某种情况下改变其原有的行为方式。这类接触和反应就产生了文明。像一座喷火的火山一般，在这一类文明内，出现了极其活跃的创造性的‘大都市中心’（metropolitan center）。由于这类‘大都市中心’的出现，‘文化斜坡’（cultural slope）也产生了。‘大都市中心’的地区时有变化，新的‘大都市中心’也可能兴起。因为这些变化，随带产生‘文化流’（cultural flows）方向与速度的变化。‘文化流’方向与速度的变化，也就是‘文化斜坡’基准线的变化。这一类变化又可以作为历史‘分期’与‘断代’的准绳。”从这种高维度看人类历史演进的思想，是我们新闻传播学界所欠缺的。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越来越先进的AIGC技术的进步，必将改变人类的交往方式。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是需要这种高维的、历史的分析视角的。中国与世界交往，当然需要有政治经济批判分析，因为“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未变，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真正有建设性的是我们需要带着希望的哲学心态，对人类遭受的共同苦难发力，为人类社会共同繁荣提供决策和思考。

　　汤景泰：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国际传播研究应避免简单地复制西方理论，通过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推动理论的本土化和创新。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理论强调资本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国际传播研究可以通过这一理论框架，分析全球媒体和传播产业中的资本逻辑，揭示跨国媒体公司如何通过资本运作控制信息流动，以及这些资本运作如何影响全球舆论和文化。在此基础上，国际传播研究可以从这一角度探讨中国如何通过传播推动全球治理中的公平与正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保障，推动全球治理规则的民主化和公正化。不仅如此，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关系角度出发，还可以研究全球传播中的权力结构，分析传播权力如何分配，以及中国如何在这一结构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