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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近代上海的城市复杂性和丰富性，比较上海的“两面”，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进而把握近代上海的城市主体性。在19世纪末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上海与中国总体上呈现出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主宰上海的一直是洋人、富人、冒险家、帮会头目、士绅等，社会文化上则呈现出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态势，所以上海曾被当时的洋人称为“魔都”，黑、黄、赌、毒、丑、骗、落后、反动、野蛮等因素四处充斥，而与其相反的积极、进步、文明因素则受到压抑，中国在上海的很多活动不得不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正因为如此，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到鲁迅、茅盾、郑振铎，都做过绘声绘色的“上海批判”。

　　1921年中国在上海成立，以及随后发动和领导革命活动，给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汇而成的上海文化注入了红色革命文化的血脉。中国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动，不仅仅只是增加了上海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中国与其他政党不同，是以改造国家、社会和世界，追求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为其宗旨和使命的，中国的红色革命文化，并非和其他文化可以等量齐观的都市文化中的一种，而是具有改变都市文化乃至整个城市主体性的一种决定性的能动的文化力量。当中国1949年接管上海时，蒋介石集团并不相信能治理好上海这个他们留下的“烂摊子”，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也在等着看的笑话，就连苏联老大哥也对中国能否应对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挑战存在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上海局势，并展示出了较强的改变上海城市面貌并重建城市主体性的能力，让国内外各种势力对中国刮目相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不仅为全国各地提供产品、设备和技术资源，还提供人才支援。“上海支援兄弟省市的建设人才，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达到50万人左右，当时调往各省市的技术工人约占全市技术工人的五分之一，技术人员约占全市技术人员的六分之一。当年所有重点工程的建设过程中，都有上海前去支援的职工挥洒的劳动汗水。60年代初，上海按照当时国家工业建设布局，约有1000家工厂全部或大部迁往西南、西北和中南等内地；1964年以后，迁厂数量就更多了，包括支援全国三线和安徽南部地区进行后方基地（小三线）的建设。上海许多具有特色的照相、理发、服装、饮食等商店，这个时期也陆续迁往内地，为兄弟省市的广大群众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上海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上都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除北京之外的另一个科技和教育中心；上海还为国家贡献了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上海作为“中国的上海”，是当之无愧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上海在中国的地位日益凸显。以一句“上海是中国的王牌”启动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的第二波改革开放浪潮。与近代上海混乱无序的多元开放不同，90年代以后的上海改革开放是在中国领导下的自主、有序、可控的开放，是服务国家战略的“以我为主”的开放。1992年十四大正式制定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即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腾飞。后来又根据形势发展，加了一个航运中心，变成“一个龙头，四个中心”战略。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现代化的示范城市、长江三角洲和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云南、西藏、新疆的对口帮扶和脱贫攻坚中，上海也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持。

　　本书由四编展开论述。第一编从文明的概念入手，探讨“文明”在中西方语境中的不同意涵，揭示中西方文明观的差异及其融通路径，阐释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之道，并剖析当代中国的“国家理由”，即当代中国作为现代文明型国家其存在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第二编在新文明论的视野下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肉身锻造、整体面貌和道路坚持，强调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强联合”，造就了繁荣富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三编从文明担纲者和道路开拓者的角度理解中国，把其看作是超级革命党、长期领导党、整体利益党、文明创新党的有机统一，并从这一视角来理解中国改造中国、开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再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业。第四编在时代大视野和世界大格局中、在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框架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把其理解为植根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理解为从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自信，并以此为立足点，先“立”后“破”，激浊扬清，批驳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